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性习于俭，俭以养廉。”这是董必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立下的座右铭，他以此自勉自励，也同样这样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。

1.一套25美元的西装

抗战期间，董必武在国统区工作，经常教育工作人员，我们共产党人要讲革命不要讲阔气。他总是穿着最常见的长袍马褂，戴着最便宜的礼帽，脚蹬最普通的皮鞋，闯街过府，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1945年，董必武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。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，董必武有一笔可观的置装费和生活费，但他不仅手过千金分文不沾，而且还“克扣”自己的费用，在个人生活上精打细算，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。当时发给他的置装费是1300美元，他到美国后请同志帮忙选购，要求不要选太贵的衣服，最终在成衣店买了一套25美元的西装，穿着这简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，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装费。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他也十分节俭，不住豪华宾馆，从不到大餐馆用餐，还经常自己做饭，最终省下了126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。这些省下的费用都被董必武用来贴补购买《新华日报》急需的印刷机、英文打字机等，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、代主席等领导职务，但地位越高，董必武越戒奢从俭，不仅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，连正常给予的待遇也力求简化。每天早起后，他泡上一杯普通的西湖龙井，一天之内只能续水、不加茶叶。他爱用牙签，但是用过以后总舍不得丢，还要拿来蒸一蒸之后再用，直到用烂为止。使用牙刷也是一样，用到毛都卷了也不换，牙刷柄用断了以后放在火上烤一烤，粘上继续用。用纸方面也如此，董必武自己说：“我在用纸上是最富的，也是最穷的。”他常写东西，所以用纸多，是富有的；可是他一张小纸片也舍不得浪费，很多作品都是写在旧台历纸、晚会节目单、废旧请柬上的，而且正反面都写上字，所以自嘲是最“穷”的。

董必武对孩子也一样，一分钱、一粒米都不能浪费。女儿董良翚现在还记得父亲教她“粒粒皆辛苦”的事。当时她还小，三两口扒完饭丢碗就要跑，父亲叫住她，说：“碗里、桌上有多少饭粒？‘粒粒皆辛苦’，粒粒不能丢！”父亲还严肃地要求她把米粒捡起来吃了。她感慨地说：“当时真嫌它脏，不想吃。”后来经历了生活磨练，去了干校劳动，才明白父亲的苦心。

平时生活中，董必武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，他对子女们说：“要你们用钱记账，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，而是要胸中有数。这样做，养成习惯，将来为国家、为人民服务，要用钱的时候，就会从实际出发。”

2.绝不能要求特殊照顾

董必武在党内地位和声望很高，但是他从不通过个人关系办私事，也教育子女绝对不能以他的名义要求特殊照顾、享受特权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“大官”，就希望他在私事上“关照关照”。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，一概坚决拒绝，并说：“即使是合理的要求，也不要从我这里打主意，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。”他给亲友们写了一封“通函”，告诉他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。

董必武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，他有个著名的“约法三章”：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，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，不许接受礼物。每逢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，他都会当面申明这三条规矩，严肃地说：“谁违反了我送谁去公安局。”

在董必武的严格教育下，他的三个子女小时起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从不吃零食，做事待人讲究老实本分，从不提父亲是“董必武”，从不摆架子，儿子董良翮自嘲是“想摆也摆不起来”。董良翮高中毕业后，董必武要求他“干部子女不能特殊，你还是下乡插队去”，把他送到了河北省的偏僻农村插队落户。董良翮在农村十分努力肯干，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，生产队的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，董必武得知后坚决反对，他说：“你才下乡两年，时间还太短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再看看，严肃考察考察再说。”又过了两年，董良翮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当上了大队干部，董必武又特地叮嘱他：“你是革命的后代，更要严格要求自己，生活上要艰苦朴素，和群众同甘共苦，决不能高人一等。”

在工作中，董必武要求妻子和孩子们不能进他和秘书的办公室，有事情可以在门口招呼他。工作上的事情他从来不说，也不要孩子们随便打听讨论。董良翮回忆说：“父亲和我之间有着这种默契，父亲从来不把不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情告诉我，也从来不在我们在场的情况下谈论工作上的事。我们也从来不去打听任何国家机密。”

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董必武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。在一封信中，他写道：“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，只要人民大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，革命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也就解决了，假使参加革命是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，那是绝对错误的……”